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即使如上汽和南汽，胡茂元和王浩良。
40天前，胡茂元一句：“我作为上汽集团的法人代表，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希望与南汽联合”，解开了南汽心中的一个结；40天后，王浩良的回应是：“南汽对外合作底线是共同运作好MG名爵项目，是否让出控股权，完全可以视具体情况商谈”，一句话让上汽长舒了一口气。
胡茂元不是司马相如，他对南汽的话不是《凤求凰》般一往情深，王浩良也不是卓文君，回复上汽的话也没有表现出芳心暗许，曲兮歌兮。
做企业起家的胡茂元骨子里是一个商人，商人求和气生财在商言商。从商人的角度而言，胡茂元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商人的本色。由仕入商的王浩良本质上还有着官场的沉稳，凡事讲究制衡与进退自如，从商业的角度看，王浩良所表现的是一个官商的气质。但无论商场还是官场，利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相逢一笑泯的不仅是恩，也有仇。
当上汽对罗孚的品牌使用权之路被彻底堵死之后，“荣威”和其后基于罗孚技术开发的“上海牌”无疑已经失去了品牌营销上的优势。世界级营销大师科特勒说过：品牌是价格战的唯一解药。没有了罗孚这味解药，“荣威”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有好事者为上汽算过一笔帐，上汽计划2007年自主品牌达到年产3万辆的规模，若其中的1万台“荣威750”因品牌不贵族而每台少卖10万元，则一年就减收10个亿。更重要的是，立志于国际化竞争的上汽拿着“荣威”、“上海牌”去国际市场与捷豹、VOLVO、SAAB比拼，结果就像红烧肉摆在西餐馆卖一样。这显然不是上汽的决策层所愿意看到的。
当南汽借助罗孚成功收购踏上复兴之路的时候，人才、资金和时机都成为一道道必须逾越的堑壕。王浩良的前任黄小平时代的南汽“任人唯亲”导致严重的人才流失，缺乏成熟的人才体系仍是南汽的一根软肋。举债收购罗孚后南汽的资金链紧绷得绝对会让南汽高层神经衰弱，捧着金饭碗要饭是不争的事实。而多次错过与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合作良机的南汽几乎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即使与菲亚特的合作现在也是积重难返渐行渐远。即便南汽能解决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难题，它也还必须经受严峻的市场考验。顺应中国国情的经济型、紧凑型轿车项目都已支撑得如此吃力，更不要说市场风险更大的中级车市场了。也许，王浩良在平复了成功收购罗孚的喜悦之后会敏锐的觉察到，四面依然楚歌。
因此，当胡茂元和王浩良不再受困于彼此合作的意愿，那么这场联姻起点也是角力的开始。上汽手里有罗孚所有技术核心的知识产权——包括罗孚1.1L—2.5L全系列发动机、75型和25型两个核心技术平台，这是胡茂元对南汽的底牌；南汽则掌握着“Rover”和“MG”的品牌和商标使用权，这是王浩良对上汽的杀手锏。如果生意对生意，这是一个利益互补的买卖，但注定这不是一单简单的生意而是一个复杂的婚配。
借道罗孚品牌知识产权的打开与南汽合作的打门，进而完成上汽对南汽MG名爵项目、菲亚特项目和商用车项目的全面合作的战略意图，进可攻（海外），退可守（国内），这才是胡茂元的完胜，也是作为商人的胡茂元的政治任务。而以MG作为鱼饵，钓住上汽这条大鱼，解南汽MG名爵知识产权之困，并受助于上汽人才、资金的支持，重返中国主流车厂之列才是王浩良的成功，也是作为政界出身的王浩良的商业谋略。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必须还要一个媒人来解决胡茂元和王浩良永远都解决不了的例如股权比例、税收分配、GDP的计算等等更为复杂的事情，惟一能担任这个角色的就只能是政府。凭媒妁之言喜结良缘，这注定是场中国式结婚。
世事的艰难在于解开一个结的同时又被另一个结所羁绊，即使如上汽和南汽，胡茂元和王浩良。而有些事情是永远解不开的，在商场上，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情义，故而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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